印度的一家报纸曾语气羡慕地称赞了中国政府“聪明并且执行有力的”三个黄金周政策（指五一、十一以及中国春节）。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中国的黄金周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涵义。美国《纽约时报》去年十月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游客出国旅游潮的分析报道，里面提到“居然有一个超过300人的中国旅行团到印尼的一个赌城玩，赌城为了方便识别中国游客，就在他们的票上印上了猪的脸（因为印尼是穆斯林国家，而穆斯林是不吃猪肉，也不赌博的），结果伤害了这批中国游客的感情。他们集体坐在酒店的大厅里，还唱起了中国的国歌表示抗议。印尼方面最后出动了４0个配备警犬的警察，才把事态平息了下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跟中国公民目前只能主要依靠参加旅行团出国（否则签证手续将不胜其烦、甚至申请不到签证）有关。当然，中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一年三个黄金周，使得大家只能集中在这个时间旅行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有一些闲钱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眼下正是筹划旅行的热门时段。把年假和五一、十一或者春节长假连起来，从而组成一个14天左右的中型规模的假期，已经是中国部分中产阶级的通行作法，因为这样的时间段允许他们做一些真正意义上的远足，比如说欧洲、非洲或者俄罗斯。
虽然旅游经济十分兴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支付得起旅行费用。这个已经进入七年之痒的七天假期，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
中产的五一节
在网络游戏公司工作的中层经理戈女士表示，今年的五一年，她本想和先生去日本玩，但近日她先生却提出想和大学同学一起开车去江西婺源，游览当地古迹。目前他们还在这两个计划中徘徊。
对于中国的有车族来说，合家驾车出游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中国公布的资料表明，在大中城市出游的人当中，全中国有30%左右的人选择自驾车出游，北京市自驾车出游的比例达到53%。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油画课的独立艺术家李天元，去年五一节就开车带着老婆、孩子、老妈和哥哥去济南、青岛和日照一带逛了十天。但今年他表示没有时间出游了，因为他在大山子和上苑艺术家村都有工作室，而这两个北京的艺术集散地都选择了五一长假期间开放，让游客参观，并和主持工作室的艺术家直接交流。李天元表示愿意支持这样的活动，宁可放弃假期。
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有经济实力的人表示不希望在同一时间段内和几千万人一起出行。根据中国公布的资料，2005年“五一”黄金周七天，全国道路旅客运输共完成客运量3.2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4.2%。如此庞大的流动人群通常会引发交通拥挤、旅游服务质量下降等现实问题，而过去的经验也表明，通常“五一热”过后，就是“五一投诉热”。在汲取了一窝蜂式的出游教训后，错开“黄金周”出游成了一部分中国人的选择。此外，与远程旅游相比，周边游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朝发夕还的“一日游”，开始受到中产的青睐。
企业主、富豪的五一节
上海一家知名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五一期间无福休假。他的秘书表示，五一当天，他需要慰问各部门服务在第一线的员工，并在五一假期中的另一天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意味着一部分记者也将牺牲部分节假日）。七天的假期，至少有三天以上用于工作。而在北京雍和宫边上开佛品店的一个店主表示，对于和旅游业息息相关的人们来说，五一节是他们最好的生意季节，怎么舍得离开？况且五一节到处是人，去哪里都不好玩，“与其跟风出去人挤人，还不如努力工作，多挣点钱更实在。”
一位经营培训行业起家的亿万富翁声称：五一期间打算待在家里，和四岁的儿子玩耍。因为他觉得和儿子呆在一起，对他说“你看，你老爸懂，你不懂吧”已经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遗憾的是，他的太太并不这么认为。在他和儿子嬉戏的时候，他太太更乐于去商场购物，一天刷十几万的卡买名牌时装是常见的事。
内地民工的五一节
对于内地农民来说，旅游目前还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即使是对在北京、上海等地打工的收入较高的农民也一样。他们更青睐于在这几天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和亲友们吃吃饭，逛逛街，买点便宜衣服。
四川来北京求职的小廖，目前是一对瑞典夫妇三岁儿子的全职保姆。因为嫁给了北京郊区的一位农民，因此也算是半个北京人。去年五一她的休假方式是和七岁的儿子在家里玩。今年五一她希望那对瑞典雇主回国度假，这样她可以回一趟四川乡下的老家。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回去了，因为“路费实在太贵，如果回去的时间太短就不划算。”如果今年五一还是不能回老家的话，她还是会在家里陪放假的儿子玩，哪里也不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