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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 年12 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专业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
9 月28 日，中国知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葛剑雄教授应邀作客阿特金斯，与阿特金斯旅游规划专家们就三亚旅游发展问题进行畅谈。
李丹（以下称李）：1980 年8 月，中国首批四个经济特区，2005年6 月国务院批准了浦东成立综合试验区的申请，此后，阿特金斯-奇创在《三亚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方案》中提出了在海南三亚创建“国家旅游度假试验区”的大胆构想，得到了三亚市委、市政府的首肯，并正在向国务院的申报中。特区概念一路走来，不断深化，您能具体谈谈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吗？
葛剑雄教授（以下简称葛）：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经济特区。由于我们国家长期封闭，与国际社会交流太少，距离太远，为缩小与外界的差距，国家决定在深圳、珠海等地做“经济特区“的改革试点。当时的特区主要体现政策上的优势。比如，在税收、走私等方面给于政策保护，通过特殊的政策来调节矛盾等等。但是这种制度是有限度的，国家的政策不可能永远倾斜于某些地区，而且这种特殊的政策也不符合WTO 自由、公平贸易的规则，其结果会加深地区之间的矛盾，也不利于企业以至于整个地区的长远发展。“试验区”不是靠国家的优惠、减税等等特殊优惠政策，而是依靠一定政策试验权，让其在制度上进行创新，调整原来不适应的地方政策、法规和体制等来适应发展的需要。
李：如果海南三亚有幸成为“国际旅游度假试验区”，那在旅游制度方面应如何改革？他的突破口在什么地方？
葛：如果将三亚定位成国际化的旅游目的地，首先要解决的是海外游客的出入境问题。免签和直航会增加对海外游客的吸引力；其次，是解决特殊商品的进出口问题。将来高端市场所需配套的旅游商品，大多在内地无法直接获得，这就需要相应的增加物资进出口的自由度；第三，是要解决协调政府职能与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央和地方、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使管理制度相互抵触，旅游管理体制的不规范导致重复投资、恶性竞争等现象等等。
以上这些都需要依靠国家的改革自主权，让各级政府作好协调，达到大家共荣、共存等目的。
李：三亚的文化研究对完善整体旅游规划有怎么样的作用，怎么来构架文化与规划之间的关系？
葛：整个旅游行业的文化含量越来越高，高中端客户在满足了物资需求后，更多的想实现精神上的享受。
精神靠什么来实现呢？第一是宗教、信仰；第二就是文化。在自然景观的开发中，文化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人性中有一种回归自然的需求，但即使是自然风光也要结合一点文化的因素，至少在规划、诠释自然风光的同时加入文化的形态，去引导游客的观感和体验。第三，从旅游管理的细节方面来满足游客的精神享受也表现出了一种文化的渗透。这包括在人性化的设施，清洁卫生、大的景观和小的细节方面的结合等等。
李：在三亚的整体规划中，我们赋予了“凤凰文化”的新概念，您如何看待这一文化概念的阐发？
葛：文化资源的开发可以源自传统，也可以是新开发的。三亚现有的文化资源有“天涯海角”、“鹿回头” 、历史悠久的黎族文化和华侨资源等。“天涯海角”象征人间的尽头，有念古、怀旧的含义，但当今的中国面向的是世界，到这里是一个起点，是为了面向美好的未来。“鹿回头”不管是从她的外形或是寓意来讲，都没有很深远的含义。
不管是“天涯海角”也好，“鹿文化”也要，都已经不能适应未来旅游发展的需要，不能将其作为旅游文化的主体。我们面对的是世界游客，不应该过分的强调地域特点。“凤凰”，一个明显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形象，她代表吉祥、幸福，另外“凤凰”外向，展翅飞翔，有很好的喻意。对于“凤凰”的诠释，我们可以隐喻出一系列的文化含义。但我们不需要因为要强调“凤凰”而否定“天涯海角”等，可以将他们作为局部景点加以完善。以这种文化概念作为核心，可以整合三亚独特的文化因子，构建鲜明的旅游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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