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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只眼看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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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 立(高级旅游咨询师)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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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后，偶有老友同学偶遇，欣喜之余，便会商量大家要好好聚一聚。然而，干啥往往是个最难的问题：上海之大，我们干点什么呢？
聚餐+K 歌似乎是个土得不能再土的主意，然而其他的选择似乎也并不丰富。新天地是个装酷扮小资或接待国际友人的去处，似乎不宜老同学聚会吧；也没有人会喜欢与涌动的人流和废气在大街上或商场里搏斗；喜欢玩电动的人也不多；在家里做饭往往还不如出去吃……难道大家一起打麻将斗地主？于是，多数情况下，大家只能浩浩荡荡杀奔某火锅城或湘菜馆，觥筹交错之后，总免不了一些遗憾：温饱问题早已解决的今天，我们难道还是只能靠吃来休闲么？
这个时候，上海无边无际的高楼大厦与灯红酒绿似乎失去了意义。偌大一个上海，竟无我等这群咨询师、分析师、主管可容身之地，看上去真是太荒谬了。
回想住在英国的时候，休闲似乎并不是一个难缠的问题。从我住的的地方往城外走不远便有一个湖（其实是水库），湖边有本市的赛艇俱乐部和帆船俱乐部。俱乐部的活动之外，在邮局买个执照便可自行钓鱼，或者就带着一家老小，还有狗在湖边走走，看看天鹅、野鸭和湖里运动的人群也很惬意。往城里走，2 站路之外就是本城夜生活的中心——百老汇（Broadway），这里有喧闹疯狂的迪吧和夜总会，也有修建在运河边上安静的餐厅。百老汇的这一头是一个大规模的电影院，买10 镑钱（合人民币150块左右）一个月的通票可以无限的看所有的电影；那一头则是本市的交响乐厅、室内体育馆和国家海洋生物馆。朋友相聚则往往采共同做饭，或在后院草坪烤肉的方式。对了，还不能忘了往后院开辟的菜园浇浇水——我们家的葱、蒜可都是自产自销的。
别忘了我住的伯明翰可是全英票选出来最不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
回到上海，掰着指头数数，其实休闲的地方并不少，上面提到的设施，除了湖以外似乎也都存在。但是跟我很多的同学一样，我总是感觉这些地方“怪怪的”。很多休闲场所，似乎并不是帮助人们“从花费时间的任务、工作、活动中解脱出来”，“通过娱乐等活动来使某人的身心得到恢复”的所在，而是一个“穷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而且富人的狗也许可以例外。对我等刚够维持生活的人来说，甚至还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进去一次会不会动了我明天的早饭？其它的呢，又稍嫌乏味：例如，我每天都要经过的上海城市规划展览馆，市中心位置，光辉灿烂的建筑，然而以其一成不变的展品，却并不是多数上海市民日常休闲的所在。
无怪乎吃饭+K 歌成了大多数“我等”的聚会休闲方式。剩下的，多半都是各式各样的DVD 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无聊的夜晚。甚至，加班都成了另外一种休闲——因为其实办公室很可爱了——能上网，可听歌，空间亦宽敞明亮，冬暖夏凉，比起嘈杂的酒吧或挤得气都透不过的大街要好得多了。
中国城市休闲的过去似乎并不是这样的。美籍学者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中，曾条分缕析了1930 年至1945 年上海休闲文化的引领与成型。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一时聚集了多少文化名人，鲁迅等文化巨擘且不去说，作家、画家、出版家、演艺明星、记者等，一时多如过江之鲫，极大地改变或促生着休闲文化的品质。李欧梵分析上海的西式建筑、书店、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乃至“亭子间”生活，充实了上海或贫或富的居民的生活，甚至造就了城市的漫游者或游手好闲者。上海丰富的报道、文章、卡通画、电影照片和流行杂志，满足了不同消费层次的精神口味。从国外回来的美学家张若谷甚至认为，上海的特殊情形将最终提高整个民族的美学修养，因为上海是那样的充满异国情调，与中国的其他地方那么不同，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文化的实
验室，以试验一个崭新的中国文明是否可能。
即便是20 年前，我们这代人小时，尚有街坊邻居有空地可以踢毽子、跳皮筋、扔沙包，亦可和小朋友们到郊外、河边玩耍，或是夏日的夜晚带上凉席，坐拥与父亲在草地上一起数星星的浪漫。城市建设很少有专门的“休闲区”，自然也不需要“休闲之都”，“休闲天堂”——盖因处处皆可休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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