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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2日，备受世人关注的重庆杨家坪鹤兴路旧城改造项目拆迁纠纷——“最牛钉子户”事件以和解告终。这一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映射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矛盾。
这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和热门话题，就是本文所要谈论的“城中村”问题。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城中村问题也日益凸显。在繁华的都市里，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边，不时地兀立着一个个布局凌乱、拥挤不堪的建筑群落，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外观，也影响了城市管理。城中村里环境脏乱、市政设施不配套、治安混乱，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隐患和城市问题，构成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
城中村的产生
城中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事物？它是如何产生的呢？
全球城市化背景
城市化是18世纪产业革命以后社会发展的世界性现象，是由乡村社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的复杂过程。从经济角度来看，城市化就是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的转移并产生空间集聚的过程。
城市进化理论认为，从工业化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城市发展具有相似的进化过程，可以分为如下4个阶段：
“绝对集中”时期：在工业化初期，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
“相对集中”时期：随着工业化进入成熟期，人口在向城市集中的人同时向郊区扩散，但城市人口增长仍然高于郊区。
“相对分散”时期：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工业化的初期，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郊区人口增长超过城市人口的增长。
“绝对分散”时期：后工业化社会进入成熟期，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已经消失，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导致城市人口下降和郊区人口上升。
中国城市化背景
1978～1984年，农村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恢复性的“先进城后城建”的特征比较明显。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
1984～1992年，城市经济改革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阶段。以发展新城市为主，沿海地区出现了以大量新兴小城镇组成的“工业化地区”。城市化率由23.01％提高到27.63％，年均提高0.58个百分点。
1992年以后，开发区和大城市建设为主的城市化阶段。1992～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6个百分点。（国务院“十五”时期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思考——解读“快速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水平和GNP关系（1989年世界168个国家数据比较)
城市化水平 <30% 30~50% 50~70% >70%
人均GNP 1000美元以下 1000~3000美元 3000~7000美元 7000美元以上
城市化产物——城中村
在全球城市化和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就有了“城中村”产生的母质，当然其快速发展壮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制度角度讲，土地集体所有制、宅基地政策是形成城中村的重要制度条件；从社会角度讲，中国农村宗族和地缘观念构成了城中村存续的社会心理条件；同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增殖，外来人口急增，这是城中村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而政府方面，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城中村是指在快速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在城市建成区内以原农村居民点为依托形成的与周边城市环境构成鲜明反差的以原农村居民“一户一栋”为基本特征的特殊居住区，也称“都市里的村庄”。
我们可以理解城中村是城市规划区内未完全向城市转型的原农村社区，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城区边缘农村被划入城区，在区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村落。
按照被城市包围的程度和发展趋势，这些村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完全没有农用地，且已被城市建成区所包围的“城中村”；二是尚有少量农用地，与城市建成区毗邻的“城边村”；三是仍有较多农用地，但已列入城区长期发展框架的“城郊村”。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城中村的发展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景观建设等各方面仍保留浓厚的农民特征，日益表现出诸如违法建设泛滥、安全隐患严重、环境质量低下、社会问题突出等种种复杂而严重问题。对所在城市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产生极大破坏，给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要提高城市化质量，提升城市素质，改造城中村一时成为各市共同的呼声。
城中村改造探索性尝试——曼听公园之曼龙匡大小寨改造专题
城中村如何改造？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政府有关部门颇感棘手的问题。目前有的地方已经着手进行城中村改造，有的地方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从目前的情况看，大致有如下模式：一是统一规划，自行开发；二是引入房地产商进行开发；三是根据城市总体规划需要，采取货币和房屋补偿，就地或异地安置。这些模式实行起来都各有特点和优点，根据各项目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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